1992年获得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即被剑桥大学聘为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硏究员。曾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刻影响。

张夏准曾写过多本经济政策书籍，其中包括2002年出版的《踢走梯子：历史眼光下的发展策略》，这本书得到2003年Myrdal奖，被翻译成七种语言。张夏准还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担任顾问，还曾在乐施会中任职。张夏准还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工作。2005年张夏准与哥伦比亚大学的Richard Nelson一起获得李昂铁夫经济学奖（Leontief Prize），张夏准也是《剑桥经济期刊》的编辑之一。

研究机构普遍认为，张夏准对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有很大的学术影响。

张夏准的重要经济学思想
【1】主流观点存在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它忽视了从发展到制度的因果关系,它看不到自由市场是不可能的,而且它相信最自由的市场和最强有力的私有产权保护对于经济发展是最好的。
【2】公共投资在任何扶贫经济战略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为数众多的经济体凭借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取得其经济成功,相反,许多不成功的经济体的国有经济部门非常之小。国有企业不是经济增长的负担,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面临的问题都非常类似,诸如委托代理、搭便车和软预算约束问题。私有化不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出路。
【3】他提出,现实世界中,并没有清晰、系统的证据表明国有企业是经济的负担;为数众多的经济体凭借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取得经济成功,而许多不成功的经济体国有经济部门非常小。
【4】张夏准提出制造业支持论，在28日公开的文章中表示“没有大规模制造业基础，经济不可能取得成功。”实现产业化以后，制造业在经济领域被视为带动增长的引擎，但随着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出现，制造业开始被贬低为“烟囱产业”。然而，2007年至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后，制造业又成为新的话题。因为，制造业实力强劲的德国比较顺利，而对金融业依赖度较高的美国和英国则面临艰难局面。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也继续保持高增长。张夏准指出：“片面地说制造业好而服务业不好的见解是没有根据的，但现在制造业的地位处于被过分低估、甚至威胁其存在的程度。看似以服务业为基础经济的国家，实际上拥有非常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张夏准还表示：“脱产业化和制造业领域生产效率降低会导致一个国家的出口能力减弱，从而使经常项目收支面临困境。从长远角度看，服务领域也需要依赖强有力的制造业基础。”
【5】把发达国家正在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那些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比作是引导发展中国家的“致富梯子”，而当今发达国家正试图踢开这个“梯子”——这无异于踢开了发展中国家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的“梯子”，其根本目的即在于维持两种国家间发展水平的差异而获取“长期饭票”。
【6】在《资本主义不告诉你的二十三件事》中他习惯用数据比对历史轨迹，犀利地揭露英美等先进经济致富的过程，提醒亚洲新兴国家不要轻信欧美要我们扫除贸易壁垒的谎言。他的《富国的糖衣》、《过河拆桥》等着作，都扣着同样的主题一再抨击。
【7】在这里，“好政策”往往指那些被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一致认可的政策，包括限制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等。“好制度”所指的必然是那些被发达国家，尤其是被英美等国家采用的制度，主要包括：民主、“好”的官僚制度、独立的司法体系、对私有财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的强力保护、透明的且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司治理制度和金融制度（包括具有独立政治地位的中央银行）等。按照现在的标准，当下所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在其历史发展早期都是高度“不完善”的，即使这些“不完善”的政策和制度，发达国家自己也没有很好地用过，甚至根本就没有使用过。　发达国家曾爬过不同的“梯子”，那么它们为什么要“踢开”赶超战略时爬过的“梯子”呢？那是因为它们企图利用其在世界经济的实力，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永远达不到它们的高度。它们通常采取的措施是，在制定国际经济体系的规则上“乾坤大挪移”：一方面，它们口头上要求发展中国家采用那些它们从来没有为发展而使用过的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另一方面，当发展中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沿着它们设定的“致富梯子”向上攀登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将要接近或达到它们的发展水平之前，它们就会制造各种借口“踢开梯子”（包括重新制定和修改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规则与标准），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它们现已达到的高度。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与当年发达国家发展时相比，在制度提升方面确实已经“超前”了许多，这使得短期内制度改革的空间和作用在不断地缩小。而知识产权决定了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的“跳跃式”或“跨越式”发展，使得发达国家一时所不能接受或者无法接受，于是它们就“想方设法”把“梯子”踢开。